新聞網訊　5月29日，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史學名家系列講座”通過線上平臺順利舉辦。本次講座主題為“清史纂修一百年”，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張永江教授主講，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趙令志教授主持。除本院師生外，還有來自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師生和史學愛好者，共計近300人參加了本次講座。

張永江講到，清史編纂是一個跨世紀的工程，已經走過了百年的時間。本次講座旨在通過回顧這一百多年來清史編纂的曲折歷程，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探究各個時期不同的政府基于什么樣的目的來推動清史編纂事業。在接下來的時間里他將百余年的清史編纂過程，分成五個階段分別進行了講述。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易代修史”、“盛世修書”的傳統，這也是延續中華民族文化與文明的重要途徑。張永江認為新政權為前朝修史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目的有三點：其一，是向天下臣民昭示“偃武修文，由亂入治”，以安定民心。其二，是為了弘揚新朝勝績，向世人彰顯“得國之正，創業之偉”，顯示新朝的正統地位。其三就是為了總結前朝的成敗興衰，經驗教訓，以為新朝借鑒。基于這樣的傳統，民國政府最早開始了清史的編纂工作。

《清史稿》自印行以來即受到諸多非議，首先遭遇的磨難是國民黨政府的查禁。但是社會對《清史稿》又有需求，出現了私印的情況，于是國民政府在三四十年代，不得不對其進行了“糾正工作”，通過檢討簽注改正意見，將其不良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內。整個民國時代，《清史稿》雖然被禁止發行，但仍通過各種渠道，廣為印行，共有7個版本，流傳于國內外。除了政府之外，學術界也圍繞《清史稿》存在的政治傾向問題、學術上不合史例和史實上錯漏過多等缺陷進行了批評。

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往臺灣，清史修纂問題一擱數年。1954年3月、1956年6月，臺灣政界不斷有人提請、催促政府速修清史，理由仍是基于政治考慮，欲借修史表明偏安于臺灣的民國政府的正統地位與合法性。臺灣開展第二次纂修清史工作，是在1978年，工作方向是訂正《清史稿》錯謬訛誤。主持機構是臺北故宮博物院與“國史館”。后交臺灣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精裝16巨冊。

新中國成立不久，纂修清史的問題就被提了出來。當時作為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董必武向中央建議修兩部書，一部中共黨史，一部清史，作為當時兩個大的文化工程。

1958年間，周恩來同志委托著名歷史學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請他具體考慮開展纂修清史的問題。吳晗接受這個任務后，與戴逸、鄭天挺、任繼愈等一些學者進行了相關的探討，這個計劃的主要內容包括準備設立清史館，網羅大批翻譯人才，除英、法、德語外還要滿語和蒙語等語種的翻譯，總共需要100人的規模，此外還要計劃招收一些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進行清史方面的專門培養，等等。然而這個龐大的計劃由于自然災害等原因沒能得以實施。

1965年10月，按照周恩來總理和董必武副主席要修清史的倡議，中央政府正式決定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并擬在中國人民大學建立清史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于1979年成立了一個由五人組成的清史編纂規劃小組，王戎笙是小組的負責人。經過大小會議的反復討論，起草了一份《清史編纂規劃（草案）》，另有5個附件。但經社科規劃部門反復討論，因財力不濟，未能立項。此后，大陸的清史編纂工作進入了學術界自行準備階段。1983年，王戎笙主編的中等規模的《清代全史》共10卷，300多萬字，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人民大學也在成立清史研究所的基礎上，陸續編纂了《清史編年》、《清通鑒》等基礎性著作，并與社科院歷史所合作出版了《清代人物傳稿》20冊。并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

張永江介紹了二十多年來清史研究的長足進步與學術界的呼吁。講述了國家啟動“《清史》編纂工程”的經過。清史編纂并不僅僅是一部著作，而是一項綜合性文化工程，其成果和影響是多方面的，張老師對此進行了介紹：首先，是完成了一部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斷代史著作。《宋史》約500萬字，《清史稿》約700萬字，而新修《清史》3000余萬字。其次，清史的編纂極大地推進了中國乃至世界范圍清史學科的發展。

最后，張老師介紹了清史編纂工作的最新進展：目前處在《清史》的送審階段，由國家有關部門組織專家進行審讀，清史編纂委員會同時也在進行自查工作，全書索引編制工作、全書引用文獻目錄編制工作也在快速進展階段，全書明年有望陸續出版。

趙令志對張永江應邀為本院師生做本場講座表達了感謝，并對講座的內容進行了簡要的回顧。趙老師指出，目前清史研究熱度不減，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參與到其中，而要做好清史研究，必須依靠實證。

在答疑環節中，張永江就大家提出的“《清史》出版對海外清史研究會帶來怎樣的影響？”、“新《清史》出版后《清史稿》是否還有意義？”等問題逐一進行了耐心解答。他特別指出，新《清史》的編纂集中了中國清史學界的智慧，能夠體現中國現有的清史研究水平，相信海外學術界也會重視這一成果；但是我們是立足于我們自身的文化脈絡，完成自己的歷史夙愿，而不是要和海外清史學界一較高低。從學術的角度講，我們這部《清史》運用了大量檔案文獻資料，至少一般性的史料史實訛誤不會有《清史稿》那么多。至于體例等技術上的問題，見仁見智，可以預見，《清史》不會使所有人滿意。史之生命在于真實，我們在“信史”上能達到要求就已經完成了基本使命。

最后，參與講座的師生們通過文字表達了對張永江老師的感謝，講座順利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