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網訊　5月11日，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史學名家系列講座”通過線上平臺舉辦。本次講座邀請廈門大學歷史系張侃教授主講《作為一種史學方法的“田野”——以研究案例為中心的初步思考》，講座由歷史文化學院黃義軍教授主持，彭勇教授亦作為點評老師出席本次講座。參加本次講座的除本院師生外，還有來自其他院校的學者、學生以及歷史愛好者近300人。

講座伊始，張侃對“田野考察”進行溯源，指出最早的“田野”多以野外考察的方式出現在自然科學領域，在社會科學領域里，比較早運用田野調查的是人類學，后來文學、民俗學等學科也逐步利用采風等形式做田野。傳統史學中田野并不是主要的研究方式，新史學將田野作為拓展方法的研究肇始于近代，代表人物是顧頡剛先生。

張侃根據他自己所熟悉的廈門大學的史學研究脈絡，將論題拉回到1926年的12月。當時，顧頡剛先生因北平時局不穩，應廈門大學國學院聘任南下。雖然在廈大任職時間不長，但日記留下他在諸多學術軌跡。其中12月15日-24日到泉州進行考察的記載頗有趣味。他就此向聽眾展示了以往鮮為人知的顧頡剛泉州行跡的細節，他指出，顧頡剛的泉州之行雖然在形式上與傳統史家的尋訪古跡相類似，但實際上，開始實踐新史學理念的顧頡剛卻不止步于此。

隨后張侃還指出，顧頡剛在考察過程中不忘史學本位，非常注重文獻收集。雖然短短的行程未能使他實地目睹祭祀儀式，但他通過抄錄宮廟的榜文、楹聯等資料，察覺田野文獻的差異性，并進行口述訪談，分析了神明祭祀背后人群的交往和互動。從而顯示出“從民俗看歷史”的學術旨趣。書寫“民間歷史”，必須走出書齋、走向田野。這是顧頡剛在新史學實踐秉承的重要方法論觀點。

張侃說，隨著現代史學的社會科學化進程加快，說明“田野”作為一種新史學研究方法也得到了不少同行認可，蔓延至歷史研究的其他領域。“田野”成為一種史學研究方法，是新史學發展的必然。他結合自己與廈門大學歷史系其他多年來的田野經驗，介紹了“田野”在廈門大學的史學研究的傳承，并通過展示歷年帶領學生赴廟宇、宗祠、墓園等場所進行田野調查的照片，指出“田野”可作為一種新史學方法提供研究路徑，能夠對一些看似已熟悉的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討。

結束具體研究案例的展現和分析之后，張侃對講座內容進行了總結。他認為，任何學科的方法論意義在于為研究的主體和客體之間搭建平臺，拓展出更為豐富的研究內容和更為寬廣的研究視野。“田野”之所以可作為史學研究的一種方法，其內涵也在于此。

第一，走出書齋，走進現場，空間與時間的有效對接，使歷史要素和人際關系得以擴充和具體化，快速呈現“人和人的歷史”、“復數的歷史”的立體畫面，田野工作可以史學想象力插上翱翔的翅膀。第二，一切歷史學的根基在于史料，凡是能增加文獻的內涵的研究方法應該都是值得學習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的功能之一是在田野中進行多文本互文和多文類對照，認識文字史料和無文字史料的復雜關系，進行文獻資料的深度閱讀，并將其嵌入到具體的觀念、文化、制度的互動關系中進行解讀，乃至于懂得，縱使民間文獻記載存在“偏差”，背后也潛伏著文本的話語脈絡和文化遺憾。第三，“田野”工作得以快速貼近歷史情境，通過田野訪談等工作“復活”的文本中的人名、地名等關鍵要素后，以古知今，以今知古，現場感和歷史感的直接對接，就可以較為準確地把握社會脈絡以及敘事者的日常思維，研究工作才接住地氣，才能實現同情之理解。第四，通過“田野”可以深化史學本位的基本問題研究。“田野”成為新史學的一種方法，按照顧頡剛的研究旨趣，意在打通大歷史與小歷史，制度與生活等種種關系。上述的田野研究案例展現“國家內在于社會”的復雜歷史進程與活態實踐。

點評環節，黃義軍首先對張侃的學術造詣和講課水平表達了贊賞，并對講座內容進行了簡要的回顧。黃義軍指出，張侃的研究方法在論文寫作中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最好是將研究方法放在學術史的脈絡中考慮，不能只是簡單籠統地羅列概括，還要講清自己的思路受到前人的哪些影響。另外，田野考察對于民族大學的學生而言十分重要，張侃指導學生作田野考察的培養方法十分值得在歷史地理的研究當中學習借鑒。

此外，出席本次講座的彭勇也認為本次講座收獲頗豐，體現出廈門大學歷史系自成一派的學術傳統。張侃“走向田野”的制度史研究在自上而下進行鉆研時值得借鑒和探討，同時彭勇還期望未來能赴廈門大學等高校，進一步交流學習“田野”方法，并就張侃對民大學生的指導表達了感謝。

最后全體師生通過鼓掌、文字聊天等方式對張侃演講表達了感謝，講座順利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