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網訊　4月27日，我校歷史文化學院“史學名家系列講座”通過騰訊會議APP成功舉辦。本次講座邀請了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副研究館員主講《唐代碑刻的物質性與文本性》，歷史文化學院蔣愛花副教授主持。參加本次講座的除本院師生外，還有來自日本、新加坡、臺灣等地的學者、學生以及歷史愛好者約300人。

本次講座以唐代碑刻為主要對象，從碑刻制作、傳承、解讀中的物質性與文本性介紹在碑刻這一具體史料研究中二者的交錯現象。首先，史睿解釋了文本性和物質性相關概念，在處理中古時期歷史資料時，需要同時面對文本性與物質性兩個層面；落實到具體的歷史材料中時，從建立具體認知到納入研究視野，需要進行的操作是十分復雜的過程。

史睿研究發現，唐代碑刻雖多，但是完整記載碑刻從碑文寫作到碑刻制作、后世觀看、傳拓等歷史過程的史料并不多，相對完備記載這一過程的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所記慈恩寺碑的制作史。通過對其內容的解析，可見唐代碑刻從文本落實到具體石刻的過程，印證了文本性和物質性交錯的現象。

談及書寫這條線索，史睿表示在書寫關系中存在著權力或者金錢的關系。至于權力關系，《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所記三藏法師強烈請求高宗親自書寫碑文便是很好的印證；至于金錢關系，史老師以張嘉貞、李邕和柳公權通過撰寫碑頌獲得豐厚報酬的例子來說明。接著，史老師又介紹了書寫工具，根據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藏的毛筆、日本文獻記載的毛筆及對比唐宋石刻書寫和唐宋史料描述柳公權、王著書法作品，指出唐代碑刻文本書寫形態獨特，實為唐代纏紙筆的特點所致。

在鐫刻過程中，唐朝較前代也發生了變化。史睿指出，唐以前由書寫者直接撰寫于石碑上然后進行刻字；入唐以后，此過程變為四個步驟，即在紙上書寫、摹拓、摹勒（模勒）和刻字。如唐太宗書《溫泉銘》、《晉祠銘》，武則天書《升仙太子碑》，玉真公主書《金仙公主墓志》，懷仁集王羲之書《三藏圣教序》及《三藏圣教記》，大雅集王羲之書興福寺半截碑。以《升仙太子碑》為例，碑陰題字中更是直接出現了奉敕檢校勒碑使、奉敕勒御書、刻御書等字眼。除此之外，他又用邵建和墓志所記刻工及其他刻工或作品，進一步解釋了唐朝的碑刻鐫刻工藝較之前已經發生改變，唐代刻碑匠人技藝相對提高。

史睿通過一組碑刻圖片來讓受眾通過視覺直觀感受碑刻完成后的情形，同時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卷二對于王大尉墓堂保護情況的描繪、現代人對于升仙太子碑保護措施的照片來說明碑刻完成后會有相應的保護措施予以保護。史老師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中引用的事跡，石碑修橋和向拱拓碑報答王溥，無意中毀壞田間莊稼，導致村民毀碑護田等，來說明人手可觸及范圍的唐碑會被破壞且屢有發生。同時，唐碑還會遭受其他形式的破壞。

雖然部分唐碑現已損毀，但是北宋開創的拓帖風氣卻使得這些碑文由碑入帖，從而保存下來。學界很少認為碑文會被收錄到叢帖中作為代表作品，但是史睿把北宋《淳化閣帖》虞世南帖中文字和《孔子廟堂碑》碑文作對比，發現帖中內容實為碑文集字，從而追尋出了更多叢帖里有碑文的現象，是唐代碑刻傳承中的變體。他引杜甫《李潮小篆八分歌》名句“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指出唐代已經開始了對于碑刻文本的傳刻，以傳其書法，保存真跡。化度寺碑敦煌本和原石本之間的差異，也可能成為唐朝已開始了碑文刻帖的有力依據。

史睿還介紹了復制碑刻文本的方式。一種是抄寫，是唐代傳播碑版內容的主要方式，如日本高僧圓珍的《行歷抄》、《入唐求法總目錄》中記載內容和越州諸暨縣香巖寺經藏記（抄錄本，敦煌藏經洞）等。另一種是傳拓，最早的記錄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文武三品已上表乞模打，許之”；竇暨《述師賦》竇蒙注“今見打本”。今所見最早拓本是唐拓本《溫泉帖》（剪裱本，敦煌藏經洞）。同時，傳拓方式也不是單一的，以《溫泉帖》為代表的剪裱式和以《開成石經》為代表的分欄式，均可傳拓。相較于剪裱式，分欄式可直接形成卷抽形態，可減少文本丟失和錯亂。柳公權《金剛經》拓本中出現編號，不僅為后世帖式編刻提供經驗，也表明了傳拓技術的進步，從懷仁集王圣教序（金代）整幅拓本可以追溯其唐代起源。

史睿介紹了一起科學考古中發生的意外，即咸陽機場修建時竇希瓘神道碑被毀事件，以此建議考古工作者在進行科學考古發掘時，要擴大文物保護范圍，保護文物免遭破壞。

他借用北宋李成《窠石讀碑圖》，引出觀看石碑這種方式對于碑刻的解讀受到很多客觀條件限制，文本內容、文體也要面向不同的讀者。

以歐陽修《九成宮醴泉銘》為例，復原此碑文需要考慮空間地理因素、環境因素，更重要的考慮是隋仁壽宮復原圖。以趙睿沖神道碑碑陰所記為例，來說明復原碑文時還可以依據家族世系、兆域情況和撰寫者何人等相關因素。隨后，史睿講解了驗證復原是否正確的方法，以歐陽修《九成宮醴泉銘》為例，依靠的是列痕的連貫性、邊部殘損的整齊性。史老師通過對比羅振玉《昭陵碑錄》和宋拓本之間存在的誤差呼吁研究者在研究某一具體問題時一定要回歸到原石或者善拓之中。

最后，史睿用《敦煌寫本S.2078V“史大奈”習字之研究》和《敦煌寫本北宋〈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并序〉習書考》介紹了用習字殘存復原石刻較好的案例。

講座結束后，蔣愛花用七個字談及了對于史老師講座的感受，史睿對于各種文獻的深度挖掘，值得專注于某領域的學者學習，開拓新視野；他的講座從分析到研究方法以及導致文本產生的周邊因素，均有很高程度的解讀；他對于各方面材料的熟悉度方面，造詣頗深。

在本次講座直播過程中，著名碑刻學專家、洛陽師范學院毛陽光教授全程參與。在互動環節，毛陽光教授對本次講座給予了高度評價：對于中古史研究，碑刻的大量出土提供了很好的契機。史睿對于物質性和文本性的講解將有利于碑刻的綜合性研究。學術界不能像以往一樣只關注文本，文本解讀必須考慮到物質的空間、時間、背景等因素，物質的研究能夠對碑志的整理提供借鑒意義。通過物質與文本的交替性研究，能夠對當下研究者深入研究中古碑志提供新穎的思路。同時，毛陽光也推薦了有助于更好吸收本次講座的專題著作——《唐研究》（第二十三卷）“文本性與物質性交錯的中古中國專號”。